她坐在沙发上，坐了很久。窗外的光从白色变成黄色，从黄色变成橘红色，从橘红色变成灰色。她没有开灯，就坐在黑暗里，一动不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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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几上那杯水还在，她端起来喝了一口，水已经变成温的了，不凉不热，寡淡无味。她把杯子放下，手指碰到杯子的时候，听见了瓷器碰撞的声音，脆脆的，在安静的客厅里响了很久，像一个回音。

她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。南市的傍晚很吵，车喇叭、警笛、施工的钻机声，混在一起，像一锅煮沸的粥。天边有一抹红，是夕阳，被高楼挡住了，只露出一条缝，像一扇门关上了，最后一条缝，然后门关死了，天黑了。

她把窗户关上了。

晚上七点，高槿之发了一条消息。

“到广城了。住在酒店，明天上午十点见面。谈完了就回来。”

她回了一条。“好。早点休息。”

他又回了一条。“你吃饭了吗？”

她看了看厨房，冰箱关着，灶台空着，垃圾桶里还有中午那碗倒掉的面。

“吃了。”她回。

“吃的什么？”

她盯着这个问题看了很久。然后她打了一行字——“吃的面”，看了两眼，删了。又打了一行字——“吃的鸡蛋”，又删了。最后她打了一个字——“好”。

发完了她觉得不对，“好”不是一种食物。但消息已经发出去了，撤不回来了。

他回了一个问号。

她又打了一行字。“我说错了。吃了。吃的鸡蛋。”

他回了一个笑脸。“好好吃饭。别饿着。”

“你也是。”

对话停了。她看了看屏幕上的时间——晚上七点二十三分。那拉村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，玉婆婆该关鸡笼了，念归该洗脚上床了，橘猫该蜷在灶台边上了。南市的天也黑了，但城里的黑不是真的黑，是橘红色的，被路灯、车灯、广告牌的光映的，像一块烧红的铁，放在水里淬一下，嘶的一声，冒一股白烟，但水是红的，铁是红的，天也是红的。

她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手指上那枚戒指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转得手指头都红了。她把它摘下来，放在枕头旁边，又拿起来戴上，又摘下来，又戴上。反反复复的，像念归数那些泥人，数了一遍又一遍，总觉得少了一个。

她拿起手机，想给玉婆婆发个消息，看了看时间，九点半了。那拉村的人睡得早，九点半灯都灭了，整个村子黑漆漆的，只有月亮和星星。她怕吵醒玉婆婆，没发。

她打开相册，翻到那拉村的照片。有一张是念归蹲在地上追橘猫的，拍糊了，猫变成了一团橘色的光，念归变成了一道影子。有一张是玉婆婆在灶房里熬粥的，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，红彤彤的，皱纹都看不见了，像一块被火烧透的炭。有一张是陈望生在编竹筐的，竹篾在他手里弯来弯去，像一条蛇。还有一张是高槿之坐在槐树下的，月光照在他脸上，眼睛亮亮的，手里拿着一枚还没刻完的木头戒指。

她看着那张照片，看了很久。然后她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，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。墙上有一道裂缝，从天花板一直裂到踢脚线，弯弯曲曲的，像一条干涸的河。她用手指沿着裂缝划了一遍，凉凉的，糙糙的，像那拉村的土墙。

她闭上眼睛，慢慢地，沉了下去。

梦里她站在民政局门口，穿着一件白裙子，手里拿着一束花。花不是玫瑰，是槐花，白白的，一串一串的，香味浓得呛鼻子。她站在门口等，等了很久，太阳从东边走到西边，影子从短变长，花从白变黄，从黄变褐，花瓣一片一片地落，落在她肩膀上，落在她头发上，落在她手里的红本子上。

红本子没有字，封面是空的，翻开里面也是空的。她翻了一页又一页，每一页都是白的，没有一个字。她急得满头大汗，把本子翻过来倒过去地看，就是看不见一个字。

她抬起头，看见高槿之站在对面。他穿着一件白衬衫，站在一棵槐树下，树下没有月光，是白天，太阳很晒，他的衬衫被汗湿透了，贴在身上。他看着她，张了张嘴，说了什么，但她听不见。风太大了，呼呼地吹，把槐花吹得到处都是，像雪，像雨，像眼泪。

她朝他走过去，走了很久，怎么也走不到。她跑起来，跑得气喘吁吁，腿像灌了铅，每一步都很重，但她不敢停。她怕一停下来，他就消失了。

她终于跑到他面前，伸手去抓他的手。她的手穿过了他的手，像穿过一团雾，像穿过一道光，像穿过一扇不存在的门。

她低头看自己的手，手上没有戒指，没有花，什么都没有。

她抬起头，他还在，站在槐树下，看着她，笑着，嘴一张一合的，在说什么。她凑近了听，听见了。

“等我回来。”

她猛地睁开眼睛。

天花板是白的，墙是白的，枕头是白的。南市的夜里，窗外有光，橘红色的，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，在天花板上画了一道弧线。她盯着那道弧线看了很久，它没有消失，它就在那儿，弯弯的，像一个月亮。

她拿起手机，看了看时间。凌晨两点十七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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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给高槿之发了一条消息。

“我梦到你了。”

消息发出去，她没有期待他回。凌晨两点，他应该在睡觉。但手机震动了一下，他回了。

“梦到我什么了？”

“梦到我们在民政局门口。你站在槐树下，我跑过去，抓不到你的手。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对话框里出现了一个省略号，消失了，又出现了，又消失了。反复了好几次，像是在打字，删了，又打，又删了。

最后他发过来一条。“我不是在槐树下，我是在你旁边。”

她看着这条消息，眼泪掉下来了。不是嚎啕大哭，是无声地流，泪水从眼角滑出来，顺着脸颊流到枕头上，一滴一滴的，像漏水的龙头。

她打了一行字。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打了，看了两眼，删了。她不想问这个问题。她问过太多次了，问得自己都烦了。他每次都说快了，每次都说几天，每次都有新的情况，新的项目，新的问题，新的会议，新的合同，新的条款。事情一个接一个地来，像那拉村的槐花，落了一地，扫干净了，又落了一层，扫干净了，又落了一层。怎么扫也扫不完。

她又打了一行字。“早点睡。明天还要开会。”

发了。

他回了一个字。“好。”

然后又回了一条。“许兮若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这次回去，什么都不管了。项目不做了，合同不签了，我爸说什么都不听了。就领证。领完了就走。回那拉村。待一个月。谁的电话都不接。”

她看着这条消息，笑了一下。笑着笑着，又哭了。

“好。”她回。“我等你。”

“你每次都说等我。”

“因为我知道你会回来。”

对话框又沉默了。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最后一条消息是他发的一个笑脸。那个笑脸在屏幕上一闪一闪的，像一个信号灯，在黑暗中亮着，告诉她——他在，他在广城，在一间酒店的房间里，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，看着手机屏幕，想着她。

她把手机关了，放在枕头旁边。然后她把那枚木头戒指从床头柜上拿起来——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摘下来的，大概是梦里——戴在手指上，转了一下，还是有点大，但不会掉。

她闭上眼睛，这一次没有做梦。

第二天，许兮若照常去上班。

她在南市的行政单位里做文职，朝九晚五，坐在格子间里，对着电脑屏幕，看稿子，改错别字，调整段落格式。工作不难，但琐碎，像那拉村的玉婆婆坐在门槛上择菜，一根一根地择，把黄的叶子摘掉，把泥巴洗干净，把好的留下来。

她坐在椅子上，对着电脑，看一篇关于农业经济的稿子。稿子写得不好不坏，数据翔实，论证严谨，但读起来干巴巴的，像嚼锯末。她拿着红笔在纸上改，改着改着，走神了。她看见“槐树”两个字——不是稿子里的，是她在纸边上写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写的，歪歪扭扭的，像念归写的字。

她用红笔把那两个字涂掉了，涂成一团红疙瘩，像一朵红色的花。

手机震动了一下。她拿起来看，是高槿之的消息。

“上午的会开完了。不太顺利。合作方又要改条款，说原来的方案不行，要重新拟。下午还要接着谈。”

她回了一条。“别急。慢慢谈。”

“我想快点回去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但事情要一件一件办。急不来的。”

他回了一个苦笑的表情。“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劝人了？”

“在那拉村学的。玉婆婆说的，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，槐花是一朵一朵开的，急不得。”

“玉婆婆还说什么了？”

“她还说，粥要慢慢熬，熬稠了才好喝。”

他回了一个笑脸。“等我回去，我给你熬粥。”

“你熬的粥能喝吗？”

“怎么不能喝。我在花都的时候，天天在酒店吃早饭，看人家熬粥看了好几次了。学会了。”

“那不一样。酒店熬粥用的是电饭煲，玉婆婆用的是灶膛。火候不一样，味道也不一样。”

“那我就用灶膛熬。回那拉村，用玉婆婆的灶，用玉婆婆的锅，用玉婆婆的柴。熬一锅稠稠的粥，放红糖，放槐花，端给你喝。”

她看着这条消息，笑了。笑着笑着，鼻子酸了。她抬起头，看了看周围的同事。大家都在低头干活，没有人注意到她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把眼泪憋回去了。

“好。”她回。“我等着喝你的粥。”